老雷跨介质打败诺兰，《异星灾变》才是科幻的正道
2020年9月9日刊 | 总第2258期
万万没想到，近期最好的科幻作品居然是雷德利·斯科特的《异星灾变》。
入秋以来，科幻影视似乎迎来了爆发期。一边，电影领域蓄势待发。经过《星际穿越》《盗梦空间》两部重映片的预热，科幻片“超巨”诺兰的《信条》本应造个“巨响”。
另一边，《在劫难逃》《黑袍纠察队2》等国内外科幻剧也纷纷上线播出。
可没成想，内外合围之下，雷德利·斯科特轻而易举地突出了重围。要知道，他上次参与剧集创作，还要追溯到50年前。更遑论，2015年的《火星救援》之后，老雷作品的水平的确有点低了。
说起雷德利·斯科特，国内观众想必并不陌生。这个年过八旬的英国导演，早就凭借着《异形》《银翼杀手》《普罗米修斯》在科幻疆域立起了一面旗帜。这一次，《异星灾变》的再度发力，更是彰显出一个事实：雷德利·斯科特，当之无愧的科幻影视大师。
《异星灾变》由流媒体新秀HBO MAX出品，是一部规规矩矩的网剧。雷德利·斯科特担任了监制，也是前两集的导演。这部剧的英文名“Raised by Wolves”很有意思，可以直译为“被狼养大”。该剧的故事就取材于古罗马的建国史，古罗马首任国王罗慕路斯就是一个“狼孩”。
倘若你了解雷德利·斯科特，那么看《异星灾变》，就会有一种别样的熟悉感。这部剧里弥散着他之前作品的味道：《异形》中勇敢的独立女性，《银翼杀手》中反叛的复制人，《普罗米修斯》中宗教与人的辩驳，以及《角斗士》里古典油画般的意境……
科技辩驳：机器的哀伤与“弑父”
如果说《信条》走的是“硬科幻”路线；那么《异星灾变》则是一部典型的“软科幻”。虽然雷德利·斯科特同样热衷于大场面视效，但“罗马狼孩”的故事无疑更注重人性探索与哲学思辨——人类在未来社会中的生存境遇以及追索“人之为人的独特性”深度思考。
《异星灾变》的背景设定是，随着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之间的战争加剧，母星毁灭已在所难免。为了传承文明，无神论者派出人造人“父亲”和“母亲”，带着胚胎前往宜居星球“克卜勒-22星”。与此同时，有神论阵营的权贵们也入驻方舟，踏上了追击之旅。
即便说是探索新家园的故事，但老雷并没有简单地将这部剧拍成“我的世界”。开山挖土的时节过去了，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，随手扔出个背袋就能变成居住舱。
不过，虽然科技发展了，但“熵”还是恒定的。科技并不能制造出粮食，在“克卜勒-22星”冻土上，人类只能靠吃面糊糊为生。外部的条件很艰难，新生的人类很痛苦。
这些新生儿，由人造人夫妻带上飞船的胚胎培育而来。经过了长达9个月的体外“十月怀胎”，母亲“生”下了六个孩子。这一设定颇为奇特，在妊娠阶段中，人造人与胚胎通过机器脐带链接，为之提供养分。但仔细想想，这些养分本无需从人造人身上获得。
与其将这一过程称为妊娠，倒不如称其为一种“戏剧仪式”。通过这种仪式感，人造人与人类的繁衍体系得到确认，父母和孩子的“亲属”关系也被动建立起来。事实上，为人造人注入人类情感，本就是雷德利·斯科特的拿手好戏。比如，《银翼杀手》中的德克。
不过，亲属关系很多时候并不能破开困境。代际问题是人类社会最纠缠的存在，机器人也不可能比人类更理解情感一词。于是，随着孩子的成长，冲突不断出现。剧中主要的代际矛盾，源于剧中母亲程序的“失控”。当孩子表现出躲闪的姿态，母亲出奇地愤怒了。
生与死、情与理、爱与恨，是机器人永难触及的盲区。身为机器人的母亲，会为了孩子的死去而痛苦，会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而搏命，但这些举动真的衍生于情感吗？机器人的人性，真的与人类同源同生吗？恐怕很少有观众能给出肯定的作答。这是身为机器的哀伤。
于孩子面前，母亲是脆弱的；但于敌人面前，母亲又迸发出强大的力量。随着有神论阵营飞船的到来，密特拉信徒也找到了人造人手中仅存的孩子坎皮恩。
在密特拉教众试图夺走坎皮恩时，母亲突然觉醒了恐怖的力量。紧接着，前半程最刺激的一场戏出现了，随着她的一声“狮子吼”，方舟上的有神论者几乎都变成了血沫。
基于此，母亲的形象彻底立体了起来。就像《异形》中那台被称为“老妈”的性情乖张的电脑一样，这里的母亲也显露出她残酷血腥的一面。打开了力量开关的母亲，俨然是一台堪比“李元霸”的战争机器。更讽刺的是，母亲本是密特拉教创造出来的“唤灵者”。
层层铺垫之下，“人子”与“弑父”的对立关系就都抖擞出来了。
这多少有些讽刺，造物者造出了战争机器，反倒被毁灭得一干二净。当然，背叛也无甚不能理解的，亚当和夏娃同样叛出了伊甸园。事实上，“弑父”故事在老雷的作品中十分常见，《普罗米修斯》中人类谋局“工程师”，仿生人保留下异形，都契合着这一凹槽。
一般来说，科幻影视中对机器人、外星人等未来科技产物的塑造，不仅承载着创作者的艺术想象，更展现着他关乎人与科技的一种哲学“天问”。《异星灾变》也在探寻着这一问题：科技真的能为我们带来福音吗？若有福音，为何崇尚科学者反被宗教徒赶着跑呢？
信仰辩驳：宗教是一种“原罪”
《普罗米修斯》
剧中“有神论”一族信仰“密特拉教”。这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宗教，绝非出于编剧的杜撰。“密特拉”一词来源于古代波斯，意为“契约”，是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的神祇。后来流传到古罗马，就成了雅利安族群的天神之一。这也进一步反衬了该剧的“古罗马血统”。
与现实不同，剧中的密特拉教并未被基督教取代。从已知的故事背景来看，《异星灾变》大抵处于一个两教竞争基督教溃围的平行世界。不知是时运交移还是“政治正确”，在这个世界中，密特拉教不再是只吸纳男性的“直男群体”，而成了一个广收信徒的“大户人家”。
虽然不断念叨“密特拉铠甲光明护我身,万般险恶皆无法伤我”的密特拉信徒总给人一种“义和拳”的感觉，但从剧中的设定来看，有神论者的科技水平远超无神论者。
这不难理解，战争是科技蓬勃的一大助力；而宗教，本就是孕育战争的天然温室。
就像刘易斯·M·霍普费在《世界宗教》中所说，即便大多数宗教都将自己视为和平的存在，但宗教先天具有暴力性质。他在书中写道，“宗教暴力分为三种类型：作为对被认为是邪恶的人的惩罚而实施的暴力、宗教固有的暴力行为以及宗教社团之间的暴力冲突。”
有神论者与无神论者之间的战争，明显属于前两种。倘若跳出剧集来看，密特拉教向“克卜勒-22星”的探索，更投射出当年天主教“十字军东征”的影子。掌控着先进科技和丰厚资源的有神论者，建造方舟让领导先走；无神论者则将“种子”交给父亲和母亲，以求未来。
在《异星灾变》中，宗教的本质是黑化的。“高阶长老”警告队长马库斯要注意阶级高低，密特拉教权贵性侵冬眠少女，残兵败勇即使赶路也要让长老躺在轿撵上……你瞧，虽然都已经制造出可以穿越星际的宇宙飞船了，700年前马丁·路德的改革还未实现。
不过，纵然老雷在剧中狠狠地“黑”了一把密特拉教，但他也并未给无神论阵营添上荣光。马库斯改名易姓之前的经历，便将这一派的残暴与无情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在某种程度上，无神论一族像极了斯巴达，崇尚力量、鄙夷软弱，可以战死却不能投降。然而，坚强的意志并不能换来胜利，战争绝非大吼一声冲上去就能吓退对手。
更有趣的是，随着食物的缺失和同伴的死去，被母亲视为科学继承人的坎皮恩反倒向有神论阵营倾斜。在某种程度上，这契合着宗教的本质——某种心理恐惧和需求的结合。
在掳来的密特拉教孩子面前，母亲痛斥着祷告的无用。在她看来，宗教慰藉只是幻想，孩子们只允许相信科学。但饭后，她又劝孩子们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是史前在地球汪洋里漂浮的单细胞生物，以此来领悟科学的“真谛”。“拜科学教”和“拜上帝教”又有何区别呢？
为软弱无力的人类提供“拐杖”，是宗教存在的意义，也是宗教的“原罪”。当密特拉的铠甲“穿在”了信徒的身上，他们似乎对一切都无所畏惧了。而对推崇科学的人造人来说，不寻求实干兴邦的方法，光坚定信仰怎能踏上康庄大道呢？正义和邪恶融成了混沌。
事实上，在雷德利·斯科特的过往作品中，借助宗教“玩花活”早就颇为常见。
改编自《出埃及记》的《法老与众神》，就通过摩西起义描摹了原始宗教摧崩奴隶制的过程；《天国王朝》是以艺术的手法将彼时的“耶路撒冷围攻战”再展现；至于早年的《银翼杀手》，更是在结局“冒天下之大不韪”地将复制人罗伊·巴提刻画成了“基督”的形象。
《法老与众神》
但不论褒贬，雷德利·斯科特想说的绝非宗教本身。于他看来，不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，信仰都应当是人道主义的。这或许就是《异星灾变》想要回答的最终议题：母星毁灭，人类将如何才能活下去呢？为了更好地延续，人类到底该不该有信仰？信什么呢？
性别辩驳：
向具有“男性显征”的女英雄挥拳
事实上，早在1979年的《异形》里，老雷就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女性形象——瑞普利。“诺斯特罗莫”号商业拖运飞船上的七个人，除了心怀鬼胎的机器人艾什，也只有瑞普利一人，能算得上智勇双全。尤其和女二号兰伯特对比，她身上的果断与胆气更令人钦佩。
《异形》开创了科幻电影女性英雄的时代，后续的一系列攀仿之作也常常设定一个女英雄式的人物。当然，以现在的视角来看，这些强大的女性更像是对男性的翻版复刻。毕竟，在罗纳德·舒塞特和丹·欧班农创作的《异形》原剧本中，所有的船员都未曾表明性别。
瑞普利
翻版复刻问题在《末路狂花》中展现得更为明显。最初的塞尔玛，是连武器都不能触碰的“金丝雀”；到了影片中后段，她已然成了抽烟、抢劫乃至杀人的强权者。但这种强权，根源力量仍是男权社会的隐形压迫。于某种程度而言，这是一种简单化的“女性主义”。二女的所作所为，是用男性的方式来反抗男权社会，她们只是变成了施暴方，成了“他们”。
除了强大的女英雄，雷德利·斯科特的作品中更常见对于性的隐喻。
这同样是男权社会的一种变相压迫：当《异形》中瑞普利脱得只剩半截内衣时，藏起来的怪物并非暗中突袭，而是在她面前摇尾等待，意图颇为明显；《末路狂花》里，塞尔玛回应了酒吧男性的搭讪，就让他产生了“她愿意和我上床”的想法……真真是荒唐滑稽。
不过，近几年老雷片中的女英雄角色，也逐渐出现了新的变化。
《火星救援》中同样设计了一个女英雄式角色——指挥官路易丝。但比起《异形》中的瑞普利，这个角色明显是进步的。路易丝身上有丝毫不逊于爽剧主角的冷静、智慧与坚毅，更有不同于传统男性的女性特征：亲切、治愈以及看似“孤注一掷”的大爱无疆。
路易丝
等到了《异星灾变》，老雷的女性主义思想更进一步。在母亲的身上，已然看不到任何能体现第二性征之处。纵然依旧有妊娠行为，但更应当将她视为原始族群的“长者”。她是一个母亲，但她“杀死”父亲的行为绝不是家暴，而是为了种群发展的“首领争夺战”。
这里必须再插一句题外话。历史上密特拉教有7个级别，最高为“父亲”，通常由元老院的元老担任。而在这部剧里，无神论阵营的首领则变成了母亲——超脱性别的称谓。这不能简单视之为“政治正确”的产物，它更是向具有“男性显征”的女英雄挥出了重重一拳。
其实，雷德利·斯科特探讨的三个问题，也戳中了国产科幻影视的盲区。科幻作品讲好故事自然是关键，但除了逻辑自洽的故事，深入人性的思考和哲学辩驳，更应当被创作者重视。
《流浪地球》上映的时候，有人将其与《星际穿越》对比，认为前者只是视觉奇观，而后者承载了人文激荡。这也是如今《信条》和《异星灾变》口碑出现差距的关键原因。
科幻影视不应当只关注爽不爽、乐不乐，也要有对科技的期许，对他者的想象，对人类文明的反思。好的科幻片理应让人思考身为人类的渺小，思考宇宙浩瀚的存在与虚无。
“是什么让我们成为了人类？是什么构成了一个家庭？如果我们能重新来过，消除我们所在星球的混乱会怎么样？我们能幸存下去吗？我们能做得更好吗？”请做出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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